干事说：如果我要知道当个“英雄”是这样麻烦，那么我真有些后悔自己跟着主任冲进火海的决定了。果然不出主任所料，在我住院的第二天下午，就有一波接一波的人不断地涌进病房了。齐齐哈尔的电视台、报社、电台纷纷派出了各自的小分队，拿着摄象机、照相机、话筒等一大堆采访器材轮流来到病房。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如暴风雨的雨点般向我砸来，我不断重复地说着“是”或“不是”，还得虚伪地加上军人的崇高感情――说实话，如果不是看到主任冲进去，我是很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气冲进火海的，同样，如果不是看到主任就要被横梁砸到，我也很怀疑自己能否冒着生命危险挡住了那致命一击。这样一想，就觉得自己的品格和主任相差很远，主任是自告奋勇地冲进火海救人，而我纯粹是出于私情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英雄是主任，而不是我；可受伤的却是我，人们往往觉得付出肉体代价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，而忽略了那些在危难时刻做出伟大决定的人们，这大概也就是在中国为什么那么多死去的“英雄”们活着的时候鲜为人知的原因吧。
在众多媒体的狂轰乱炸之下，主任微微笑着退出了英雄的光环，他把我推到了前台，自己却心甘情愿的做一只老黄牛。当病房里只剩下我和他时，我会愤懑地向他发牢骚，而他只是笑笑，说：“傻瓜，这对你以后有好处！”
不过我和主任单独相处的机会随着父母得知消息后而大大减少了，母亲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侯在我的床前，尽管我一再强调没什么大事，但母亲那溺爱之心并没有因为我病情的好转而有丝毫地减退，父亲也几乎是放下了他的生意，一天跑来好几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主任就不好总呆在我身边了，他只能隔三岔五的来看看我，陪我说说话，散散步，父母对我能摊上这个好领导感到非常高兴，当然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事肯定就不会那么高兴了。
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半个月，终于医生给我拆了绷带，开了出院手续，走出医院的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终于解放了。在家休整了两天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回部队的列车――当然，还是和主任同行。主任为我俩买了一个软卧，只有我们俩个人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软卧，当列车开动的那一刹那，我和主任相视而笑，我叹口气说：“终于解脱了！”
主任摇摇头，说：“那可不一定，我估计团里的表彰大会早已经安排好了，今后几个月，你还得做巡回演讲报告。”
“什么？”我瞪大眼睛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“我是个老政工干部了，这点都预料不到，不是太失败了？”主任笑着拍拍我的肩，说：“这是你的机会，懂吗？”
“什么机会？”
“提职调整的机会啊。”主任说：“部队都喜欢树典型，只要是典型，各级领导就会多关注，关注一多，机会自然也就多了。这不是你晋升调职的好机会吗？”
“可我不想被关注太多。”我说的是真心话，其实我也想到了这是我的机会，但如果因为这个而被调走，那就意味着我和主任的分离，一想到我要离开他，我心里就不自在。
主任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他伸出手，抚摩着我的脸，说：“放心，你不会被调走的。团里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典型，好不容易出你一个，团里才不会轻易放你走呢！”
“反正，如果参加巡回演讲报告会，你也得跟着我上，对吧？”
“对，高干事同志！”肖主任大笑起来，说：“我会亲自给你写报告稿的！”
“我以后可以叫你东哥吗？”我望着他，说。
他愣了一下，而后笑了，说：“当然可以，谁让你是我的小老乡呢。但必须在没人的时候才能叫。如果回单位当着别人的面叫，我这个主任不是太没面子了吗？哈哈。”
我被他快乐的气氛感染了，也跟着笑了起来，望着他那青青的胡茬，我忍不住伸出手抚摩上去，边摸边说：“主任，你这个地方很性感的！”
主任忽然把胡子贴在我脸上，一种快乐的灼热感扎在我脸上的皮肤，沿着皮肤下的神经传到心里，使我的心房中充溢着幸福。我的手搭在他的裤子上，坏笑了一声说：“你的这个地方，毛发也一定很茂盛吧？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主任问。
“那天喝醉酒，是我帮你脱的衣服呀！”我感觉主任的脸有点热，他肯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这个老男人！
